擁抱黑猩猩的女人，遠離父權的枷鎖：Jane Goodall 與女性主義的啟示

說到靈長類研究，你大概會想到一位穿著卡其褲、眼神溫柔卻堅定的女性——Jane Goodall。

昨天聽聞她在睡夢中離世了，想起過去多年他幾度來台灣帶來的環保、動保訊息和身影，覺得有點不捨，也很開心在生命的時空中有這麼一個好人共同存在過。

Jane Goodall不是典型的科學家出身，卻在一九六〇年代，獨自走進非洲的森林，成為第一個長期貼近黑猩猩群體的人類。結果，她不只顛覆了科學，也顛覆了社會對「女人能做什麼」的想像。

從秘書到靈長類大師

Goodall 憑著對動物的熱愛，帶著打工存下的錢就飛去非洲。沒有博士學位，沒有研究計畫書，卻因為無懼嘲笑與懷疑，獲得人類學大師 Louis Leakey 的賞識，從原本秘書的工作進入靈長類研究的領域。

當別人還在質疑「女人能不能獨自生活在叢林裡」，她已經開始用望遠鏡記錄黑猩猩如何製作工具、如何親子互動。她的「外行」視角反而讓她更敏銳，因為她不是把黑猩猩當作「研究對象」，而是當作「有性格的鄰居」。

在科學界，女性常被要求「像男人一樣理性」才有資格發聲。但 Goodall 用的是另一種方式——帶著情感觀察，甚至給黑猩猩取名字而不是編號。

她的研究方式當年被批評「不夠科學」，如今卻被看作是一種打破父權科學框架的女性主義實踐：承認研究主體（無論是人或動物）都有獨特性。

告訴眾人，不只是「女性可以做科學」，而是「女性能帶來另一種科學方式」：包容、關係性、直覺和情感，也能是知識生產的一部分。

Goodall 不只研究黑猩猩，還成了環境行動家，長年奔走於世界各地談保育、談氣候變遷。

她的堅持提醒我們，女性主義的核心並不只在「男女平等」，而是關於「關係」：人與人、人與自然都應當互相尊重、避免壓迫。

她的人生就像是一個叛逆的旁白，用和緩、持續、關懷的方式，證明另一種力量：柔軟也是堅韌。

所以，當你覺得自己不符合傳統「專業」的框架時，想想 Jane Goodall。

她用一支望遠鏡和一顆熱愛生命的心，把「業餘研究者」變成「靈長類大師」。

女性能在每個領域都能自由定義自己的方式。